第一章
(资料图)
我认识吴冠中先生,是因为我和他夫人朱碧琴曾是同事。1976 年春,我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,调入中国文学艺术研究所(今中国艺术研究院)美术研究所资料室工作,与我一起调进资料室的还有五人。
而朱碧琴可是这个资料室的老人,她教我们图书怎么分类,什么是善本书、孤本书……她矮矮胖胖的个儿,圆圆的脸,慈祥可亲,平时话语不多,十分敬业。我们都亲切地叫她“朱老太”。
她知道我爱油画,就让我整理油画方面的图书。那几年我成天抚摸着各种油画画册和理论书籍,还有那几柜子的旧期刊。从中知道了沉寂半个世纪的林风眠,知道 30 年代还有个搞现代艺术的“决澜社”……不仅开眼界长知识,也孕育了我对于油画史研究的兴趣。
“四人帮”垮台后,我被调入美研所搞研究,于 1987 年编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油画史册性的画集《中国油画1700-1985》,受到了海内外油画家和美术史论学者的欢迎。我常想,如果当年不是朱老太热心帮我,我怎能走进研究的领域?每逢此刻,我对朱老太总心存感激。
和老太相识很长一段时间后,她才指给我看书架上明信片大小的《吴冠中风景画小辑》,这才知道她老伴吴冠中,是画油画风景画的。
说来也巧,中国文学艺术研究所设立在恭王府里,朱老太家就住在研究所旁什刹海岸边的一个大杂院里,我有时一抬腿就过去玩了。
他们的家让人挺好奇,里外间的屋子顶大,屋顶老高,我心想冬天靠烧蜂窝煤炉怎么取暖?那靠北的一面墻打了好几层的架子,像仓库似的,上面摆满着画框。
我还发现,居然有个与我家一样的大立柜。老太告诉我,那里面放的全是老吴的画。这太让人不可思议了。在当时,家里有个大立柜,是很“时尚”的稀罕物,而他们家的大立柜,不放衣物,却放的是画!我陡然醒悟,在他们家,老吴的画,是最最重要的,最最宝贵的物件了。
有时见到老吴,听他对艺术的评说,感觉挺新鲜。他振振有词地说:“搞美术,不搞形式是不务正业!”当时真的吓了我一大跳,在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年代,说这话可是“离经叛道”啊,但的的确确也为我打开了另类的思维空间。
听老吴谈艺术,真是种享受。他机敏而形象生动的比喻,把个深奥的道理说得很有趣味。他感慨一些有才华的青年出国后,不回来了,他们成了流浪的“吉卜赛”;他说自己是“苦瓜”,“只能结在苦瓜藤上,只有黄土地的养分适合我的生长。”
他可以把长城脚下那棵古松,比作“孟姜女哭长城”,你马上被那如诉如怨,悲天恸地的氛围所感染;他把泰山五大夫松,比作罗丹的《加莱义民》愤然扑将过来,从而画出了那运动不息、追求不舍的《松魂》。
和他交谈,看他散文,看他的画,总给你一种新奇,一种亲临其境的感受。他不光是把一幅作品当作艺术手工而已,他把画当作人的表情、人的情感、人的思想、人的精神,作品是他拟人化的载体,在人性化的生动表述中充满着生命情调。
第二章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老吴的作品频频在“新春画展”“北京油研会”等一些展览上亮相,我也紧跟其后,每展必去看热闹。看那些挣脱了枷锁后的艺术家,如何争先恐后地,展现自己的艺术风采。
有次老吴的作品集中在历史博物馆,看到他画的那些参天的大树、硕大的白皮松、巍峨的长江三峽……我明白了什么叫形式感、形式美。
1978 年,老吴首次举办个人画展。观展后,我于 1979 年写成了《吴冠中艺术初探》一文(发表却压到两年之后)。当时我还很幼稚,却不自量力地写了生平第一篇的评论文章,不过当时吴冠中还不出名,我也斗胆不断跟踪他的艺术行迹,写了一些评论。
改革开放之初,人们思想比较活跃。吴冠中连续抛出了《内容决定形式?》《绘画的形式美》和《关于抽象美》等文章,似一枚枚重磅炸弹,震撼着被禁锢了几十年的画坛。
试想在政治标准第一的年代,在把艺术形式视为资产阶级文艺观的时代,在把抽象主义视为西方腐朽艺术的时代,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我真怕他不知何时又成为“反右”的牺牲品。
他的文章搅动了人们的定式思维,直接触犯了固有的艺术品评规则。自此争论纷起,老吴也成了一个被争议的人物。
当时我正在写《吴冠中艺术初探》,就有朋友告诫我:“做当代人的评论比较危险。万一这人出问题了,你不也跟着要倒霉吗?”我相信并尊重了自己的真实感受。
当时吴冠中经常被邀到大专院校、文化宫等单位去作报告和讲座,我也常跟着去听。1980 年他在中央工艺美院食堂兼作礼堂的会场演讲时,听众挤得水泄不通,连饭桌上也坐满了人。第二天发现,饭桌上厚厚的油污,竟被学生的屁股擦干净了。
10 年后的 1990 年 4 月 12 日,他应邀回到曾在 40 年前被调离的中央美院去作报告,平时开会稀稀啦啦,坐不到半数的礼堂里,竟然客满。老吴带有宜兴的乡音,语速急促,激情洋溢地讲着“我们的路”这个主题。
他说:“新观念不等于新艺术。艺术与观念并不同歩,艺术的成熟期很长。蒋南翔说过,‘给我条件培养 50 名科学家没问题,但培养一个艺术家就不能保证了。’”,他说:“我们不能老跟在别人后头跑,否则别人说我们是‘二道贩子’”。
他不搞现代派,他说:“外国的眉毛,不会使我的脸蛋更漂亮。”还慷慨激昂地说:“中国的巨人只有在中国的土地上成长,只有中国的巨人才能与世界巨人较量!”他那机智、诙谑的语言,使台下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和掌声。
回想那情境,至今还让人感动。那时他的一篇篇檄文、一次次演讲,给求知若渴的美术青年似注射了强心剂,成了新艺术诞生的催化剂。可以说,他为美术界的开放改革杀出了一条血路。人们称他是美术界冲破禁区的“先锋”,是中国现代美术的“擎旗手”。
第三章
20 世纪 80 年代,他的创作与理论齐头并进,也进入了黄金时代。他的油画相对画得少了,却画了大量的水墨画,他说这也是“逼上梁山”。
当初在中外文化交流中,只拿出去展览“国粹”水墨画,从没有油画的份,他不服气。心想:我也能画水墨画。
早年在杭州艺专,他曾师从潘天寿学过中国画,而他的水彩画在当时已很出色。甚而他的老师蔡威廉,还要用她的油画或给他画肖像,来换取他的水彩画。此事因蔡师产褥热而过早去世,没有实现这一令他终身遗憾的约定,但他始终未闲置水彩画的创作。
水墨与水彩同以水为媒介,其过渡到水墨画也顺乎自然。从 70 年代中期开始,他就在油彩和水墨之间来回“走动”,互相借鉴、移植。循着“移花接木”的写生方法,借水墨酣畅淋漓的运笔,来表达油画难以企及的效果。
1980 年为香山饭店所作的《长城》,脱离“写生”,趋向抽象。他画出了与众不同的“长城”,既超越自己也超越了他人。
此后的《狮子林》《补网》《汉柏》《松魂》等,看得出他在中国画走向现代的探索中,完成了艺术观念和艺术形式上的突破,他走出了一条中国画走向现代、走向世界的可行性道路,开创了一代新风。
我认为他在中国画的革新成就,其价值不亚于徐悲鸿。
徐悲鸿用西方写实手法,改变着中国传统绘画的造型观;吴冠中用西方现代艺术造型的形式规律这把解剖刀,从传统的笔墨观中解放出来,把中国画推入现代艺术的大门。之后跟随者众多,新水墨、实验水墨等渐成气候。
我于 1991 年写的《矻矻水墨十余载,开创一代新天地——吴冠中水墨艺术谈》也被多家杂志转载,可见人们对他新水墨的兴趣。但吴冠中的新水墨,遭遇了传统画家们的种种质疑和非难,说他的画不是中国画。
直到 1992 年他的一篇《笔墨等于零》的文章,掀起了轩然大波,引起旷日持久的“革新”与“守成”观念的争论,或许这正是推进艺术前进的动力。
第四章
“85美术新潮”汹涌而来,吴冠中一时被“冷落”了。有人说,吴冠中的理论可以,画画不行。也有人说,青年人起来了,他被淹没了。更有人说,他是“叶公好龙”……吴冠中在国内似乎沉默了。
然而,境外却悄悄地掀起了一股“吴冠中热”,1988 年香港的吴冠中真迹展,开馆 40 分钟就销售一空;1989 年吴冠中画巴黎的油画、墨彩画及速写约 40 余幅,在日本展出时,也在开展一小时内抢购一空。
同年 5 月,吴冠中的彩墨画《高昌遗址》,在苏富比拍卖中以 187 万港元(折合美元 21.8 万元)的高价,创出中国在世画家的最高价,此后,他的画价屡创佳绩。
当时在太平洋东海岸,对吴冠中的作品的狂热势头有增无减。那么,西海岸又怎样呢?1989 年 6 月吴冠中应美国多家博物馆之邀,举办个人作品巡回展。有位在美国的华裔鉴赏家说:“美国人能接受的中国画家,目前只有吴冠中一人。”
1990 年 6 月 15 日,法国政府授予他文化艺术最高勋位。1992 年英国伧敦博物馆举办“吴冠中——20 世纪的中国画家”展。随后,法国巴黎塞纽齐东方艺术博物馆举办“走向世界的中国画家——吴冠中油画水墨速写展”。
“墙内开花墙外香”,吴冠中频繁的国外展览,画价不断升,但国内似乎对他的近况了解不多,谬传则不少。
为此,我多次到劲松他那时的住处访问过他,想了解在世界“吴冠中热”中的吴冠中所思、所想、所为,并写出了《“吴冠中热”中的吴冠中》一文。
他在大洋两岸的连续奔波,一身风尘,一脸倦容,没有笑容,更见憔悴。我心想:已进入 70 高龄的老人,名利已登上高峰,该歇歇了。他却说:过两天就要动身去黄土高原。
我惊异,他不要老命了。劝他“保命”为重。他深有感触地说:“这几年,西方走得多了,该清醒清醒头脑,吹吹寒风了。这几年,我全世界跑遍了,看得多了,可以说看破红尘,该写自己的‘红楼梦’了——画自己真正的感受。”自此就有《高原人家》《黄土高原》《黃河》等佳作问世。
1990 年夏,他又突然画起搁置了四十年的人体画,他说,学生时代的人体画已毁于“文革”,不甘心在自己艺术生涯中留下这一空白,要重温旧“梦”画人体了。
他作画,被他称作“鸡生蛋”,说:“我的蛋,都带血,分娩之痛,不让看。”而我有幸破例目睹了他画一个女人体的全过程。两天时间,他画了一幅油画和数十幅速写。
他画画就像打仗,全身心投入,一站就是半天,从不休息,模特休息时,他仍在画,感觉到他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,连我这个旁观者半天下来已十分疲惫,何况他已是 70 开外的老人,还是在大热天,更何况他已连续苦战快一个月了。
我见他拎着画完的画,歪歪斜斜腿脚无力地走下楼梯时,才恍然感到,他真的是累了,不过明天他依然还会这么紧张地,开始另一幅画。
数十年来,他经常戴顶破草帽,揣一包饼干或两个老玉米,象行脚僧似地走遍了天涯海角。只要一画画,他就不吃不喝全身心地投入。为了画,从广州到北京两天两夜的火车路程,他可以把座位让画“坐”着,而自己一路站到北京!他是把画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。
1990 年新加坡出版了他的散文集,书名叫《要画,不要命!》这五个字,形象地概括了吴冠中对待艺术的循道精神。海外有人说:“吴冠中的成功,简直是个奇迹。”
固然,吴冠中侥幸在几次政治风暴中幸免于难,然而,如果没有对艺术殉道士般的信念,没有那种压不垮的坚强,没有那种超人的刻苦勤奋,没有那种孜孜以求的执著钻研,那么也没有今天的吴冠中。
第五章
随着吴冠中画价的升,吴冠中的假画、伪作、赝品泛滥了,有时我发现刊物或图录上,疑是他的假画给他看,他却拿出一大摞假画的照片给我看。有时我受朋友之托请他鉴定他作品的真伪,开始他还相告真假,以后他拒绝鉴定了。
他是个黑白分明、眼内不揉沙子、认真负责的人,是把画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,岂能容忍作假?他被这些假画弄得心绪烦闷,直到 1993 年《炮打司令部》吴冠中假画案的爆发,他才忍无可忍,希望靠法律手段来解决。
结果,官司一打就是三年。
三年,对他这位正处在艺术创作旺盛期的老人来说,将是个怎样的残酷打击?他伤感地说:“一寸光阴一寸金,75 岁晚年,实在远非黄金可补偿,黄金万两付官司,我低估了人的生命价值!”
法律竟然如此无力,竟难以制胜行规。身为政协常委的他,也无力为自己作品正名,真伤透了他那颗纯净透亮的心。
在生命的最后几年,他顾不得许多了,要“真话直说”,他抨击美协体制的弊端,提出了“以奖代养”;他揭示当前美术院校的许多不切实际的做法,这都是他经多年的实践和思考的肺腑之言,真诚忠告。
但是他的真话又激起了一些既得利益者们的强烈反击,他总是没有“明哲保身”的意识,坦坦白白、真真实实地做人是他的原则。他这才成为美术界最具有自由思想、最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品格的第一人。
我知道了,他为什么如此崇拜鲁迅,是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在召唤他,而他不就是当代美术界鲁迅式的人物?
作者陶咏白(1938 - ),美术研究所研究员。1958 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专业。先后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、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资料室、美术研究所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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